1969年九大后的林彪：疑惧不安

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，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。在“九大”后，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，并由此引起了林彪集团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。

2005年5月10日，新华社用“病亡”一词，简略报道了“文革”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讯。张春桥死了。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，他的政治生命早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时已经终结了。1981年1月，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，张春桥作为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，被判处死刑（缓期二年执行），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，资历、人望俱不足道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张春桥青云直上，一下子跻入了我国政坛最高层，成为“文革”副组长、政治局常委、副总理。在“文革”十年的政坛上，张春桥高居“中央首长”之位，翻云覆雨，兴风作浪，是“文革”极左派的扛鼎人物。

在“文革”十年中，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。“文革”派人物，在“文革”前期是以“中央文革小组”为代表，在“文革”后期盖以“四人帮”统称。经过造反夺权和“全面内战”的政治淘汰，“中央文革”的“首长”仅剩三人，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。“十大”后，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，在中央政治局形成“四人帮”。

对其四人，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。政治流氓冠王洪文，文痞冠姚文元，狗头军师冠张春桥，精生白骨冠江青。世人皆称贴切。但细分开来，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。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，但本质上仍是“文革”造反起家的“勇敢分子”，政治水平低下，担当不起大局面。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，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，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。江青是“文革”派的领军人物，然胸无点墨，口无遮拦，惯于闹事撒泼，招摇惑众，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，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。张春桥不苟言笑，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。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，“理论水平”还要胜姚文元一筹，而且心计细密，权谋深远，还颇有些搞“左”的胆气。是“文革”发动的点炮者，“全面夺权”的首创者，又是竭力坚持“文革”路线，反对周、邓纠“左”整顿的前台人物。

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，是中国政治“左”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。张春桥在揣摩“上意”上堪称“能臣”，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。在1958年大跃进中，张春桥写了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》一文，切中了毛泽东急于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心思。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，交付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

在毛泽东决心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江青跑到上海，在张春桥的协助下，由姚文元执笔写了《评新编历史剧<海瑞罢官>》一文，拉开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序幕。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，参与制定了《纪要》、《五一六通知》、《十六条》等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纲领性文件，成为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，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。

1966年11月，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“安亭事件”。此时，他不过是“中央文革”仅奉末座的副组长，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，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。张春桥此举，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。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，说可以先斩后奏。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。1967年1月，张春桥、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夺权，建立上海人民公社，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。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”的意图，他高度评价说“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”。此后，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，张春桥则居“夺权”的首功。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，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，对“文革”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，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。

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，张春桥更受到重用。在“九大”政治报告的问题上，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，采用了张春桥、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。张、姚起草的“九大”政治报告，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，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，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。“十大”等重要文件，也是张春桥、姚文元担纲的。在“文革”后期，毛泽东为维护“文革”路线，提出“学理论”问题，点名要张春桥写反“资产阶级法权”的文章。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。张春桥据此写出的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》和姚文元的《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》，是“文革”后期“左”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。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，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。毛泽东对张春桥在“文革”中的作为是欣赏的，曾有“能力强”的称赞。在“九大”后，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，并由此引起了林彪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。在九届二中全会即第三次庐山会议上，林彪集团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。毛泽东认为，这是要否定“文革”路线，予以迎头痛击。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“左”问题上，周恩来和江青、张春桥发生分歧，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、张春桥批林彪“极右”实质的意见。即使在毛泽东批评“四人帮”时，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，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。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“文革”力量，受到重用。张春桥被捕以后，在开始对其实行预审时，他还是肯讲话的，只是对一些重大问题设法回避。在对于王洪文赴长沙告状诬陷周恩来总理一事，张春桥一开始与王洪文、江青、姚文元一样都是愿意讲的。当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，张春桥答：当时是周总理病得不行了，就要想法全力“阻止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”。审讯人员接着就问：“你们在拱倒周和邓之后，想由谁来担任第一副总理并在以后接任总理的职务呢？”此时的张春桥说到了兴头上，根本就没有防备，然后便回答：“他们的意思是让我来。”......1980年11月27日，第一审判庭正式开庭审问张春桥。审判员王战平问张张春桥：“1967年9月，1968年3月，1975年11月你先后在上海、北京多次说‘文化大革命’就是‘改朝换代’一事，是不是事实？”张春桥默不作声。徐景贤1980年7月11日的证词说，1967年9月，张春桥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接见“工总司”的全体委员时说“文化大革命”就是“改朝换代”。张春桥还说“今天除徐景贤以外，其他一个旧市委的人也没有，这才像个‘改朝换代’的样子。”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证词说，张春桥同他谈话时，指责有些人“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换代”。法庭还传原上海市委常委、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出庭作证。黄涛说，1975年11月张春桥在北京的钓鱼台约他谈话，曾说“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”。张春桥在之后的审判上，一直保持了沉默。